9月25日，一名45岁男子在北京地铁站内猝死事件持续引发争议。在过去的20天里，多位急救领域人士公开发声质疑：北京地铁作为大型公共交通场所，为何没有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设备？
10月9日，《中国慈善家》从北京地铁官方客服处获悉，截止当前，北京市内390余座地铁站内均没有配备AED设备。至于地铁站内何时会安装上该急救设备，工作人员回复称，已在筹划中，但具体时间规划属公司管理层面事务，自己无法给予答复。
AED长期缺席北京地铁
这并非北京地铁第一次陷入此类舆论漩涡。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从2016年至今，北京地铁内共发生过四起乘客站内猝死事件，且每次都引发了“地铁站内必须配备AED设备”的强烈呼声，但始终未见明显推动效果。
AED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简称，可用于对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工作。北京急救中心原急救医生张元春告诉《中国慈善家》，对于心搏骤停的患者来说，在倒地1分钟内若有人用AED结合心肺复苏的形式对其施救，救活率会超过90%；此后每延迟一分钟，患者生还概率则降低7%-10%。张元春指出，通常患者倒地后4分钟内是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救援时间；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对于患者的施救动作需要AED和心肺复苏结合使用才能有所成效。
国家心血管中心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55万，90%的猝死发生于医院以外。地铁、公交场站等公共交通场所人员密集、流动量大，成为心源性猝死的多发区域。
“救命神器”AED在中国的普及率并不高。据央视新闻报道，在日本的公共场所，每十万人拥有近394台AED设备，美国为317台，中国大陆这一数据仅为0.2。
然而事实上，中国公共场所AED配备工作起步不晚。早在2006年，北京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内就安装了11台AED，但此后国内的其余公共场所并未跟上这一节奏。
目前，国内推广AED方面走在前列属深圳、上海，两地AED的配置数量均超过2000台。截至今年1月1日，深圳地铁共配备AED设备557台，是地铁车站数量的两倍多。南京地铁也于今年8月实现了AED全覆盖。上海、重庆、徐州地铁站也均有配备。而在人流量较大的北京，全市AED的数量不足1000台，其中清华大学341台，地铁站0台，绝大多数公共场所的AED仍处于缺位状态。
2020年8月14日，南京市，专业人员为社区工作者指导操作AED。
此前，北京地铁也曾因AED配备问题引来法律纠纷。2019年3月，一乘客在北京地铁昌平东关站猝死身亡。其家属起诉地铁公司，认为地铁工作人员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无其它有效急救措施，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法院一审判决指出，地铁站未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不存在违法过错。这一判决结果引发了舆论关于“北京地铁少做少错、害怕担责”的质疑。
同年11月，北京地铁2号线一男子心脏病突发，最终抢救无效去世。随后，中国红十字会在其认证的头条号上发文称，希望北京地铁“允许”红十字会在地铁安装AED。业内人士透露，此前中国红十字会提出向北京地铁捐赠AED设备，但后者消极回应了这一捐赠意愿。
今年9月25日，北京霍营地铁站乘客猝死事件当晚，微博大V@急诊夜鹰 发帖称，“北京地铁站45岁男销售猝死，家属对死因无异议，但医生有异议！！！”帖子中，重提上述两起乘客地铁站内猝死案例，并质疑地铁方拒绝企业和个人捐赠AED的行为，在明知心脏骤停有效急救措施的情况下“装傻”。
2020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今年将在交通枢纽增加AED，做到地铁站全覆盖。但年关将近，北京地铁站内仍未见AED踪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敖虎山对此厉声诘问，“我想问的是，配置AED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北京地铁为什么不去做？”此前敖虎山曾多次公开呼吁，国家应进一步提高除颤仪（AED）在相关场所的配置率。
“不能只盯着北京地铁”
“配备AED的问题，公众不能只盯着北京地铁，要看到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体制原因。”面对外界尖锐的质疑声，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陈志在采访中反复强调。
“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不能只针对一个单位去评价。”在陈志看来，北京地铁AED缺失只是全社会急救问题的冰山一角，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公众普遍缺乏对急救问题的认知。“我国没有国家层面的急救立法，急救文化和急救产业相对社会发展明显滞后，对大型公共场所和企事业单位急救问题的管理没有行业标准。”
早在2017年，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现北京市卫健委）就发布《北京市公共场所医疗急救设施设备及药品配置指导目录(试行)》，其中规定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将统一配置除颤仪等医疗急救设施设备及药品。此后，多个政府官方文件中均明确公共场所需配置AED。但显然，推广效果一般。
陈志曾参与撰写的《北京市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置指导目录》，也由卫健委在其官网上进行了公示，其中要求大型公共场所都要配置急救包和AED。陈志告诉《中国慈善家》，目前北京市卫健委正在全力推广公众急救标准化培训和大型公共场所AED配置工作，也正在就此问题和相关部门密切沟通。
北京市卫健委已经公布了北京市大型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置目录，其中包括AED和急救包。陈志同时也提到，尽管有了属地的专业指导意见，但由于卫健委只是一个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对于其他行业的约束力有限，致使在具体推广中也遇到了很多现实问题，“这个目录个相当于一个属地管理规范”。他表示，如果大型公共场所没有配备，理当属于违规，但目前对此现象的监督、处罚的主责部门还没有具体明确，推广工作只能由卫生部门约谈其他部门的形式进行。
2016年6月17日，上海地铁设置自动体外除颤仪。
让陈志不解的是，自从2016年天涯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6号线猝死事件发生后，公众舆论把矛头对准了北京地铁，可北京其它公共场所没有AED的问题却少有人关注。
陈志透露，从七年前开始，北京地铁就要求每年新上岗的员工必须到北京急救中心接受岗前急救培训，持有培训证书才可上岗。陈志估算，在全国范围内，把急救纳入岗前培训的企业不到0.1%。必须持有急救培训证书上岗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
陈志发现，相关部门和公共场所负责方的认知问题是普及AED的难点，有人担心配置AED后的追责问题，“万一没救好，救坏了怎么办？”
2016年11月，上海首次推出具体条例明确即使没有医疗执业证，只要认为自己有技能可以操作AED，也可以开展救助，并且该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此后一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其中提到：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今年5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再次明确这一点。
由此，在法律层面上，对于施救者个人已经有了保护措施。但对于类似北京地铁这样的大型单位发生救助行为后的追责问题以及救助职责还没有明确说法，这一块仍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
专家呼吁急救立法
全民互助急救平台“第一反应”合伙人张琳告诉《中国慈善家》，两年前，自己在推广AED时遇到的多是闭门羹。有人向她提出疑问，如果安装这台AED，是否意味着自己需要承担一定的安全责任；还有害怕担责的企业将获赠的AED设备退回。
现在，张琳和团队在推广中遇到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有的担心设备被偷而将AED设备箱上锁，有的为了成本将AED断电摆放，还有的设备内的电极片过期也无人维护……
张琳告诉记者，谁来配置、谁来维护、放在哪里、出了问题是否会担责，这些都可能成为拒绝AED的理由。
据《北京商报》报道，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田颖曾联合从事AED行业的朋友试图捐助AED给北京地铁，但最终未能成行。“当时和地铁相关部门联系，他们表示没有政策、没有地方放、没有许可，最后就没做下去。”田颖说。
陈志坦言，“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由于社会认知不够，体制不完善，才导致诸如北京地铁这样的大型单位在AED配置问题上踌躇不前。”
今年8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红十字工作的通知》，将学生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教育内容。
陈志撰写的一篇《心肺复苏》文章，也被收录到2020年出版的全国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必修教材当中，这是建国以来第一篇以心肺复苏为题材的高中体育课本。
陈志称，未来要在整个中小学包括幼儿园都要进行系统性的急救教育，再配合社会推广，急救科普才能够在人思维概念中建立正确、长久的认知。他提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到急救的重要性，自发报名、参与到急救培训中，但从整个社会群体来看，这一比例仍是微乎其微。
陈志称，在急救观念普及的同时，还应出台国家层面的急救立法，落实各项管理规定，特别是对公共场所必须安装AED和急救包。“急救培训、急救设备的安装应该跟消防并重。像地铁、大型景区等公共场所必须配备AED。”陈志强调，急救不立法，就很难有约束力，这也是如今AED推广工作较难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在推广AED工作中，设备的配备、人员的培训、法律的完善三者应当齐头并进。目前，国家卫健委正委托中国医院协会急救中心（站）分会研究起草AED全国推广的指导性文件。
